政府组织的医书校注整理工作
From 自明知识
医书的形式 在宋代印刷医书之前，医书的传播主要靠手抄。汉魏以前的医书写录在竹简木牍和缣帛(丝织品)上。1973年湖南长沙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医书就是这一类的医书实物。造纸术发明以后，医书逐渐用纸书写，采用卷轴形式，即所谓卷子本医书。近代敦煌出土的医书多为这种类型的实物。晋代、南北朝乃至隋唐的医书基本上都是卷子本。此外，也有将医方刻石以广为流传的例子(如洛阳龙门石窟的唐代医方)。北宋时，医书开始广泛地采用雕版印刷，促进了医书的校勘整理和传播，医籍由卷轴式变为现在所见的册页式。以后在近现代虽有石印、铅印等新印刷技术出现，但仍未改变医书的基本形式。
宋以前医书之校修 手抄书不仅费时，更大的弊病是容易脱误。传抄者往往根据自家的意见修改古书，或补充内容，这就造成了医药书内容混乱的局面。一些医家起而校勘整理经典著作，梁代陶弘景的《本草经集注》，即将《神农本草经》、《名医别录》加以整理，并加阐释；南齐的全元起、唐代的王冰注释《素问》，对保存古代医籍和阐释奥义很有贡献。隋、唐统一以后，政府比较重视医书的整理和散在资料的搜集。国家图书资料收藏丰富，人力、物力充足，对医书整理十分有利。隋代朝廷命巢元方等编纂了《诸病源候论》，另外又组织人员编成了《四海类聚方》2600卷(今佚)。唐代政府组织杨上善等注释了《黄帝内经太素》、《黄帝内经明堂大成》，又组织苏敬等编修《新修本草》，在全国范围征调药物标本和资料。五代后蜀又令医官韩保升在《新修本草》基础上编修成《重广英公本草》。这些由政府组织官员完成的医书整理，为宋代该项工作的深入准备了条件，提供了经验。
宋代政府大规模校正医书 北宋处于医书由手抄转向版刻的关键时期。宋代政府对医药的关注和大批儒臣、医官的出色工作，使大批医学资料得以保存，为中医发展作出了贡献。北宋政府为了尽可能多地搜集民间医书，曾屡次下诏向全国征集医学资料，采用多种奖励办法，抢救了不少珍贵图书。宋初医官王怀隐等所编《太平圣惠方》及政府另外编修的《神医普救方》1 000卷(今佚)，北宋末政府编修的《圣济总录》，多得益于民间进献的医药资料。为了使医书整理工作更为全面深入，北宋朝廷于嘉二年(1057)成立了校正医书局，采用儒臣、医官相结合的办法，尽可能保持古籍的原貌和内容的正确。如掌禹锡等校修《嘉佑补注神农本草》时，立例无所刊削，载药1082种，校修恰当，采摭广泛，凡有次序调整处，均一一注明，体例十分严谨，从而保持了此前历代本草的内容原貌。校正医书局在整理文字资料的同时，注重实地调查，完成了全国药物调查征询工作。北宋官修医书11种，18次，校定了《素问》、《难经》、《甲乙经》、《脉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、《金匮玉函经》、《诸病源候论》、《千金要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、《外台秘要》，编修了《嘉佑补注神农本草》和《本草图经》。这些医药书实际上是中国医学的精华。它们一般由国子监刊刻，质量很高，由政府颁行各地。为了使某些重要医书永久留传，不致讹误，北宋朝廷曾命人将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镌刻在石碑上。这些卓越的工作结束了宋以前医籍传抄的混乱局面，使中医的许多经典著作得以广泛留传，为医学教育提供了教本，从而为此后医学理论探讨高潮的掀起准备了物质条件。宋以后历代政府都有组织编修医书之举，但无论规模、质量和意义，都无法和宋代的医书整理工作相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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